●刺激经济政策不可能只带来100%回报而不付出代价，但要努力减少不必要代价
●低潮期产能过剩较多，与需求不足尤其是投资体制缺陷有关，非“4万亿”所致
●不能用压投资特别是压民生性、公共消费性投资的办法来提高消费率
●目前经济增长加速度较快，要稳定政策取向，又要控制节奏，防止透支未来
如何看待“保8”的代价
在经济增长和物价上涨间找到市场能容忍、资源环境能承受的合理均衡
记者：有观点指出，为实现保增长目标，一年来投放过多货币，造成通胀预期；并视之为“保8”付出的代价。您怎么看这一观点？
陈东琪：这一年来，中央出台一揽子刺激经济政策措施，推出4万亿投资计划，其作用逐渐显现出来，总体经济实现全面回升，全国上下都认可，国际评价也很高。如果中央不采取这些措施，我国经济就可能出现严重衰退，目前这种好势头就要在市场疲软、经济萧条几年以后才能出现。
任何一项政策措施不可能只带来100%的回报而不付出代价，“没有免费的午餐”，宏观调控实际情况也如此。“保8”也好，实施“4万亿”也好，目的是尽快扭转经济下滑趋势，这是政策“预期收益”。为了获取这些收益，不得不付出一定代价。货币、信贷增加，市场流动性增加，物价就会上涨，这有一定的相关性。要经济增长、不要价格上涨，很理想，但不现实。科学调控要努力达到的目的，是在经济增长和物价上涨间找到一个市场能容忍、资源环境能承受的合理均衡。
当然，如果经济增长以质量下降、能耗更高、环境恶化为代价，那么这个增长就没意义，就不能要。目前投资中存在的质量和安全问题，是长久以来想解决但仍未解决的公共投资体制缺陷所致，解决的根本途径是推进投资体制改革，而不是放弃4万亿大单。
别把板子打在“4万亿”上
目前我国部分行业存在一定程度的产能过剩，但这同4万亿投资并没有必然联系
记者：有人说，4万亿投资计划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产能过剩。您认为当前产能过剩的表现和原因是什么？
陈东琪：从最优模型看，产能利用率达到100%最好，产能多大，生产多少，最后消费多少。但理论与实际有一定差异，现实中，产能、供给与消费之间常存在“剩余”。迄今还没有一个科学标准来严格界定“产能多大是过剩”，人们常讲的“产能过剩”大多是一个感觉性判断。以钢铁为例，目前静态产能6.6亿吨，实际供给5.2亿吨，表观消费5亿吨，静态产能和消费之间有1.6亿吨差额，但不能说1.6亿吨都是过剩产能，其中有一部分是“剩”而不“过”，因为市场需求随时都在发生变化，保持一定的剩余产能很正常。
由于产能形成需要时间，经济低潮期的部分新产能不是在低潮期而是在高潮期形成的，低潮期的行业需求较少，产能剩余较多。目前钢铁剩余较大，与4万亿投资没有必然联系，而是由于一方面经济高潮期企业因缺乏周期规律认识而盲目扩大钢铁产能，另一方面经济低潮期国内外钢铁需求急剧收缩造成的。
从今年公共投资计划实施情况来看，大多数资金用在灾后重建、“铁公机”等基础设施领域，它们事实上消化了很大一部分“剩余的”钢材产能，怎么能说是4万亿投资导致的呢？其实，低潮期产能过剩较多，既与投资周期低潮期的需求不足有关，更与投资体制缺陷有关，不能把板子打在4万亿投资计划上。
加大投资与促进消费不矛盾
消费与投资，绝不是此消彼长的关系。要想促进消费，就要加大对消费资料生产的投资
记者：年初至今，政府投资力度很大，成为保增长的主动力；与之相比，消费贡献率略小些。扩大消费的路该怎么走？
陈东琪：消费率高低由消费、投资和净出口这三个指标的相对增长速度决定，不能只看投资增长速度。从今年前三季度GDP增长7.7%的贡献看，投资贡献7.3个百分点，消费贡献4个百分点，净出口贡献-3.6个百分点。与投资贡献相比，消费贡献较小，但从投资、消费和净出口三大指标对比看，消费贡献是提高的。
今年以来的消费贡献较小，投资贡献较大，不是因为消费增长不快，而是因为投资增长更快。其重要原因是形成公共消费能力的建设投资增加很快，铁路、公路、地铁、城轨修得多了，医院大楼、养老院和学校盖得多了。这些投资不但需要而且迫切需要，与用于出口的投资相比，这些投资更能直接体现改善民生。我们在判断投资和消费关系时，不能有此消彼长的思维，不能用压投资特别是压民生性、公共消费性投资的办法来提高消费率。
当然，增加直接消费非常重要。去年四季度以来，中央先后实施的相关政策措施，刺激了家电、汽车和相关消费品市场，形成新的消费浪潮。在全球经济衰退中，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5%左右，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7%左右，高于前30年的年均增长水平，表明我国刺激消费的政策效果很明显。
今后进一步促进消费，就要创造更多就业机会，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增加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加快全民社保建设，消除居民后顾之忧，还要发展消费金融，提高信用消费水平，加大对消费者和低收入者补贴。
宏观政策取向不能变
经济回升后，既应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又应坚持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基本取向，但具体操作要有弹性和灵活性
记者：虽然我国经济已回暖，但还有很多困难要克服。下一步，我们应实行怎样的宏观政策？哪些需保持、哪些要调整？
陈东琪：今年以来经济增速逐季加快，从一季度的6.1%回升到二、三季度的7.9%和8.9%，预计四季度10%左右，但年增长率可能在8.2%左右，依然低于去年的9%。由此可看出，目前经济已持续回升，但经济增长加速度较快，要注意控制节奏，防止透支未来。这就要求下一步的货币政策措施操作应与今年上半年有所区别，总体讲要偏稳健一些，讲究灵活性和弹性，注意动态均衡。
但是，货币政策不能改变“适度宽松”的基本取向。我国的外需环境依然艰难，这就要求继续扩大内需，保持由内需带动经济增长的势头，公共投资和消费政策不能退出，另一方面，民间资本投资和中小企业从下半年以来逐渐活跃，但持续增长的动力还不很强，他们融资还较难。因此，货币、信贷需要保持较快的增速。
与货币政策相比，财政政策具有更明显的稳定性、结构性特征，其变化不能过于频繁。这一次积极财政政策不只是短期应急措施，需要它来解决一些长期增长的持续性问题。两年的4万亿投资计划，明年还有2万亿要落实。今年上马的很多基础设施项目到建成使用需要几年，不是一年就能解决问题的。加强社保、改善民生工作也还刚起步，需要大量投入。这一系列因素都要求积极财政政策坚持几年不变。
继续实行积极财政政策，不会带来财政风险。随着经济进入上行轨道，财政收入会持续快增。预计今年财政收入总规模可能突破7万亿，增速将明显高于预期。即使明年财政开支按今年增长趋势增加，也不会产生更高赤字率，可控制在3%的国际警戒线内，大大低于美国10%的财政赤字率水平，财政风险比美国要小得多。